第4章 《颂丰收》
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天。
清晨的光从窗户破洞里钻进来，一根一根的，粉笔灰在光柱里头打旋。
陆沉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捏著昨天才从郑全福那儿磨来的新粉笔，一笔一划在黑板上拆《孔乙己》。
“第一段，鲁迅写了什么？写酒店的格局。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檯——注意，他没写酒好不好喝，没写老板长什么样。他写柜檯的形状。”
陆沉在黑板上画了个“l”形。
“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柜檯把人隔成了两拨。站著喝的，短衣帮，穷人。坐著喝的，长衫客，阔人。孔乙己呢？他穿长衫，但站著喝。”
他在“l”形旁边写了四个字——“不上不下”。
“高考出题，问你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悲剧性体现在哪里，你就从这个柜檯开始答。他站的位置，就是他一辈子的位置。”
前排，李招娣的铅笔几乎没停过。
她用的是上次剩的那个本子，最后几页纸写满了，翻过来在背面接著写，字挤得像蚂蚁排队。
陆沉眼角扫到后排。
赵铁柱还是老样子，胳膊抱胸，靠著墙，脸上一副“我不在乎”的表情。
但他旁边的同桌王建国，下课后悄悄跟陆沉说了句话。
“陆老师，铁柱哥在记笔记。”
“记了？用什么记的？”
“半截烧焦的树枝，在草纸上划拉。怕別人看见，搁在桌肚里。”
陆沉没说什么，点了点头。
这就对了。
刺头不是不想学，是拉不下脸。
他要是当眾掏本子认真记，那等於承认之前叫板是错的。
用烧焦的树枝在草纸上偷偷划，这就是台阶没找到，但腿已经在往下迈了。
不急，让他自己迈。
上午第二节课下课。
陆沉刚走到院子里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校门外头衝进来，满头汗，衣领上全是土。
“陆——陆知青！”
陆沉认出来了。前进大队的文书，李德贵。
平时管大队的帐目和文件，五十年代上过扫盲班，算是大队里识字最多的人。
但也仅限於“识字“。写个通知、记个帐目还行，再复杂的东西就抓瞎了。
李德贵跑到他跟前，弯著腰喘了半天，从腋下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。
“陆知青，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。”
陆沉接过来翻了翻。抬头是“关於七一文艺匯演的安排“，下面写著各村要出节目，公社要评比，最末一行是“各村需准备朗诵诗歌一首“。
他看了半页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
1978年，县文化馆要在七一前后搞文艺匯演，各公社得出节目。太行公社把任务分到各生產大队，前进大队分到一个诗歌朗诵。
这几年文艺政策慢慢鬆动了，不再是样板戏一统天下。各公社都在想办法出成绩，文化馆组织的活动算是少有的能露脸的机会。
但问题是，这年头村里没人会写诗。
大队干部合计了一圈，最后把主意打到了陆沉头上。
“公社说每个大队必须出，诗歌朗诵，得是原创。“李德贵搓了搓手，急得嘴角都起泡了，
“大队让我来找你。陆老师，您给写一首。写好了，公社那边有面子，大队也有面子。“
陆沉把那张纸折好递迴去。
“写成什么样才算好，您心里有数吗？“
李德贵摇头。
“我要是心里有数就不来找您了。“他哭丧著脸，
“去年、前年搞匯演，咱们大队都是倒数。文化馆的人来了，看完节目直皱眉头。支书说了，今年要是再垫底，年终分红扣我十工分。“
十工分。相当於白干三四天。
陆沉看了李德贵一眼。这人確实急成那样了。
“行，稿子留下，明天来拿。“
李德贵千恩万谢地走了。走到校门口，又折返回来。
“陆老师，那个……大队说要是写得好，批您十斤白面。“
十斤白面。
陆沉算了一下。白面一斤一毛八分钱，十斤就是一块八。
一块八不多，但白面是硬通货。
这年头易县的老百姓一年到头吃不上几回白面，过年蒸馒头都得掺玉米面。
十斤白面，够他吃一个月。
当然，这不是重点。
重点是县文化馆组织的活动。
写好了，在文化馆的人面前露个脸，后面投稿、办事都方便。
这叫“借船出海“。
午休的时候，学生都散了。
陆沉坐在办公室那张瘸了一条腿的桌子前，铺开稿纸。
七一，颂丰收。
这种政治任务式的诗歌，写得好不好另说，关键是要“正“。
不能太个人化，不能太丧气，得符合主旋律。
但也不能全是空话。得有一两个具体的细节，让人觉得“这確实是种地的日子“。
他想了想，落笔。
后世这种题材的写法他清楚：大气磅礴、充满希望、展望未来。
切入点要小，从身边的细节切入，然后拔高到集体、到国家。
他写：
“穀子黄了，穗子弯了，
汗水砸在土里，发出金色的光。
党指的路，老乡们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”
再写：
“土屋里的灯，油添了三遍，
队长算完帐，帐本合上，最后一笔是——丰收。”
最后收尾：
“明年的日子会更甜。
锄头磨三遍，种子选三遍，
丰收歌唱给党听。”
一小时，一张信纸，正反两面，写得满满当当。
標题：《颂丰收》。
陆沉把稿子在桌上晾了一会儿，墨跡干了，折好。
这东西他没什么把握。政治色彩太浓，艺术性一般。
但这就是这个年代需要的。政治正確是门槛，艺术性是其次。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郑全福回来了。
校长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，打开——半盒粉笔，白的，粗细不一。
旁边还有一小沓草纸，黄的，毛边都没裁齐。
“跑了几天。”郑全福把东西搁在桌上，“公社就拨了这么点。说经费紧张，让我们自力更生。”
半盒粉笔。十五个学生，六十多天。
陆沉拿起一根粉笔掂了掂。又轻又脆，轻轻一掰就断。
这就是1978年的村小。
教育系统还在恢復当中。
公办教师不够，民办教师顶上去；经费不够，学生自己带凳子。
黑板是木板刷的，粉笔是省了又省。
但再苦不能苦孩子。再穷不能穷教育。
他没说话。
把粉笔和草纸收进办公室柜子里，锁上。
郑全福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。
“陆沉，难为你了。”
“您甭说这话。该要的继续要，別停。”
郑全福走了。
夜里，煤油灯又点上了。
灯芯拨到最小，刚够照亮手边一尺见方的桌面。
四周全黑，墙角堆的柴火影子拉得老长。
陆沉把白天改好的报告放到一旁，重新铺开自己的稿纸。
《路口》。
他接著之前的进度往下写。
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响，和窗外的蛙声搅在一起。
写到第七页，手腕发酸。
他搁下笔，揉了两下，活动了一下手指。
目光落在桌角的掛號回执上，纸条皱了，红戳模糊。
掛號件，石家庄，最多一个礼拜到。
“算算时间，”陆沉盯著那张纸条，自言自语，
“应该已经在编辑部桌上了。”